在鲁迅先生的《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这个人物似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人“头发”历史的讲述与评论。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头发的故事读后感600字，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鲁迅先生的《头发的故事》较深奥，很较难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连读着四、五遍后仍然觉得不太好把握，或许这正好给了读者更大的发挥空间，任人遐想思考。
这篇文章讲的某年10月10的一天，小说中“我”的一个朋友来串门，朋友叙说国人对待辫子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辫子，从不自发的去改变，或被逼蓄发与被迫剪发，双十事变(1911年月10月10武昌起义)，并未成彻底改变人们的觉悟，反而被人们遗忘与漠然视之。革命需先从改变愚昧的国民思想开始。在旧社会，劳苦大众对革命非常不理解，一方面对现实不满，另一方面却又不愿去改变这种局面。
作者希冀从思想上唤醒愚昧沉睡的国民，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文化，使人们形成一种被动“等”的思想，等着皇族施恩，等着政府救济，双十事变从根本上来说是为推翻满清统治解救劳苦大众，而民众却认为与己无关尽是嘲笑与讥讽。
这一阶段鲁迅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民众思想的愚昧与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头发的故事》放在中国小说的长河中看无疑是最特殊的。它的特殊首先表现在形式上。它也是一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全文共二千三百余字，其中叙述语句总共只有二百五十余字(这个字数包括了对话前的诸如“他说”、“我说”等引导语)，“我”的话才三十五字(包括标点符号)，其余二千余字都是一个被称作N先生的话。
二百余字的叙述语言，第一句讲“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我”讲了撕日历及一句随便的感想，接下来的叙事交待了N与我的关系：“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然后是最长的一段叙述，这段叙述交待了N先生的性格及我对他的态度：“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此后的叙述就只是对N谈话中表情、动作及“我”的动作的简略描写，诸如：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
由上引文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这篇小说在两个人物“我”与N先生之间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情节，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是N先生因双十节而发牢骚，待到他发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告辞而去。小说中也没有通常的所谓人物性格描写，仅有的一段描写其实是“我”对于N先生的评论：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疑是对于中国古代传奇、话本小说传统的彻底决裂。中国传统的传奇、话本小说，故事情节无疑是它的生命，情节的发展就是故事的展开，故事的完成就是情节的终结，故事与情节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欧洲近代小说的纯文学传统也是要讲究故事情节的，鲁迅的《头发的故事》显然也不是对于欧洲近代小说传统的借鉴。《头发的故事》的兴趣既不在编织精巧的故事情节，也不在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它的中心指向一个人物的独白式话语，《头发的故事》显然是一篇小说传统之外的小说。
这篇小说的构成依赖什么?
第一层次，显然是亲身经历的叙述样式，他叙述的是他的亲身经历，具有明确的时间、视点，而亲身经历这一点，为叙述提供了一个叙述的真实性的道德的证据。在叙述的第一个层次里，“我”与N先生形成一个对比：这是两种人的对比，一个有历史记忆，尤其是辛亥记忆，一个则无，一个通世故，一个不通世故，一个是有声而喋喋不休的，他正好是少数的，是不通世故者，虽然喋喋不休却无力，一个是沉默少言，他正好是多数，是世故的表现，虽然是沉默的，却是沉默的多数，是强大而有力的——正是他拥有对于N先生的评论的话语权，这两类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感受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是这篇小说的第一层次上的结构原则。[13]
第二层次是N先生的叙述，N先生的叙述是《头发的故事》关注的中心。从第一层次看，N先生的话只是对话之一部分，是人物话语，但是这个人物话语其实是小说的主要部分，所以必须单独考察这个层次。
N先生的话其实也是叙事。每个小说家都会在其小说中叙述其认为可叙述、值得叙述之事，这个可叙述之“可”，值得叙述之“值得”，也就是叙述性的问题。所谓叙述性在叙述学理论研究中不同的看法，罗伯特•斯柯尔斯从阅读反应角度理解，认为叙述性就是“释义者从任何叙述中介所提供的小说资料中构筑故事的过程。一篇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式是叙述文本，它只能给我们提供引导，而要靠我们自己的主动的叙述性去完成形成故事的过程。”我们不妨从从阅读反应的立场仍回到文本立场，文本中介只有提供了这种引导，读者才能阅读解码，或者说，作者在编制符码时就有一个编码规则，这就是文本中隐含的叙述性，文本中隐含的叙述性在很多时候与读者一致，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与读者不一致，在文体发生变革的时期，这样的情形尤其普遍。
N先生的叙述和叙述性首先在于其历史性，通过双十节的时间因素、北京的地点因素、历史人物、事件(中国古代的刑罚、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洪杨、长毛、辫子、《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等等)，将其叙述锚定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其次，其叙述性在于人物，历史中的个人(“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尤其是关于N先生这个“我”的无发之灾的遭遇的叙述)遭遇，在历史、历史中的个人的叙述中，都隐含了一个时间点，只要有时间的点，就必然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他的叙述也就是从这一时间点向前的运动，这个时间与历史、现实、未来联系在一起，预置了一个读者解读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是语言结构表现的文化的结构。因此，N先生的叙述，其实质是对于历史的叙述，是他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出发的对于历史的叙述。
不用仔细研究就可以看到，在N先生的叙述中，作为叙述单位的，不是行动的序列，“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这是关于革命者的叙述，在这个叙述中，重要的不是革命者自身的事迹，而是“我”的观点，同样的，关于“我”的没有辫子而遭遇的事件的叙述重要的也不是故事自身，而是“我”关于事件的看法。也就是说，推动叙述前进的并不是故事情节，也不是人物性格，而是“我”的关于历史的独特的观点。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在“我”的叙述中被普遍使用的各单元的关系就与传统的小说大异其趣，既非故事的进展，也非人物的性格的结构，而是对比这一散文、诗歌中常用的结构原则。前面已经指出，第一层对比是“我”与N先生的对比。
第二层对比是N先生话语中的各种对比。
N先生的话语中第一重对比是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与大众记忆中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一般群众中已经忘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但是历史上辛亥革命其实是无数烈士用生命、鲜血换来的：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社会记忆中的辛亥革命，它在一般群众中已经成了听令而挂一天的“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一场革命与“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烈士的献身与平塌的坟墓，对比触目而诡异。
辛亥革命的纪念形式与辛亥革命中的牺牲者的被忘却这两段叙述中没有叙事上的连续性，它们在小说中的连续性依靠的是对比原则。
讲完辛亥革命后，接下来一下子跳到头发的事件，先讲历史上的刑罚，再讲到满清入关的“拖辫子”，然后讲到洪杨时的辫子的遭遇。满清入关为了辫子曾经有过激烈的反抗，而待到“顽民杀尽了，遗老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留定了就形成习惯。待到洪杨一来，百姓的辫子与生命相连，真是欲做奴隶而不得。待到洪杨平定，他们又得到留稳辫子的时代，他们又要辫子了，成了辫子的守护神，形成一个无名的包围圈，迫害率先剪去辫子的革新者、革命者。群众对于满清的辫子的接受是由于暴力，对于辫子的守护则出于遗忘与习惯。通过辫子显示的正是群众的守旧与善忘。这一段中国历史上的辫子谭，与上文辛亥革命的被忘却是呼应的关系。
接下来是“我”的“无辫之灾”谭。“我”在革命前因为没有辫子而到处受到包围：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我的遭遇与前面讲的历史上的辫子的事件正构成历史与个人经验的对比、对应。“我”对付群众的手段与日本人本多静六的手段又是一重对比、对应：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日本的本多静六如何对付中国人与南洋人?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然后讲到“我”革命前的对于辫子的态度，“我”自己的剪去辫子与不同意学生剪辫子的矛盾，这也是对比。
最后归结到现实：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归结到对于改革者的诘难与劝告：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从结构形式看，是对于传统传奇、话本小说的全面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与传统的决裂，但是如果考虑到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世说新语》这样的作品，考虑到《世说新语》中许多“记言”片断，或许可以说是传统的一种继承创新。知识者的“震惊”经验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因为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N先生说。
在鲁迅先生的《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这个人物似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人“头发”历史的讲述与评论。他真得是在谈论“头发”吗?
――其实不然!在看似简单、平淡无奇的“头发故事”背后，却暗藏了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一声长叹：中国的革命，不彻底啊!
这并非是后人对先生思想的无端臆测。事实证明，这次革命革得真是不彻底。否则，人们为什么还像清人一样思考问题呢?小说如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新”社会中人们的旧思想。
“早晨，警察到门，吩咐：“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是N描述的北京双十节(旧国庆节)的情形。“挂旗”已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在“懒洋洋地踱出”的“国民”心中，“国旗”已成了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他们没有将“国庆”放在心上，更别提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了!
“几个少年……连尸首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现在他们的坟墓……渐渐平踏下去了。”这就是“国民”眼中的革命烈士!他们心中何曾有过“烈士”的概念?没有过!根本没有过!中国的旧思想里是没有“烈士”这一条的。
是的，辛亥革命，革掉了反动的旧封建清政府，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革掉了人们头上的一条辫子，却革不掉“国民”的封建思想。为什么有人说这一次革命“虽胜犹败”?恐怕就是这原因。
N先生的叙述和叙述性首先在于其历史性，通过双十节的时间因素、北京的地点因素、历史人物、事件(中国古代的刑罚、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洪杨、长毛、辫子、《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等等)，将其叙述锚定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其次，其叙述性在于人物，历史中的个人(“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尤其是关于N先生这个“我”的无发之灾的遭遇的叙述)遭遇，在历史、历史中的个人的叙述中，都隐含了一个时间点，只要有时间的点，就必然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他的叙述也就是从这一时间点向前的运动，这个时间与历史、现实、未来联系在一起，预置了一个读者解读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是语言结构表现的文化的结构。因此，N先生的叙述，其实质是对于历史的叙述，是他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出发的对于历史的叙述。
不用仔细研究就可以看到，在N先生的叙述中，作为叙述单位的，不是行动的序列，“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这是关于革命者的叙述，在这个叙述中，重要的不是革命者自身的事迹，而是“我”的观点，同样的，关于“我”的没有辫子而遭遇的事件的叙述重要的也不是故事自身，而是“我”关于事件的看法。也就是说，推动叙述前进的并不是故事情节，也不是人物性格，而是“我”的关于历史的独特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们都秉承“须与毫发受之父母”的“光荣传统”，强迫人们顶着发辫做事。到了近代，这种思想的局限日益显现：一来引起了汉族百姓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感;二者也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所以清末中国的落后，也与这条罪恶的辫子多少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人们若是从事工业生产，拖着辫子劳动，如果不慎被绞入机器，弄不好就会“机毁人亡”，影响生产。还有，清代甚至以前的朝代，统治者们都把头发作为控制思想的法宝。清末，“剪辫者斩”的口号更是在反革命人群中传得沸沸扬扬，更加重了人们的思想负担。
就在这种“天下兴亡”的危急时刻，许多仁人志士站出来反抗残暴的压迫，纷纷剪去发辫。出国留学的“洋务派”学生，诸如邹容、鲁迅，也都剪去了辫子表示反抗，虽然邹容等志士惨死狱中，鲁迅也背上了“假洋鬼子”的骂名，但随着革命党势力的不断增强，昔日的大清王朝也不得不一次次地向人民让步。
终于，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率领起义军掀起了辛亥革命，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人们终于除去了辫子的束缚，获得了思想上、身体上的自由。
到现在，自由还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依然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我们想要自由，就要战斗，什么都别怕，和恶势力战斗到底。像邹容、鲁迅和孙中山一样，有梦必追，有志必达，态度坚决，为了自由而奋斗。
在21世纪，我们仍需要这般壮志来创造祖国的美好明天。
